人类历史上的噩梦，应得到更彻底的清算丨上书房

一直以来，相较于认罪态度暧昧的日本，人们习惯性地将德国奉为反思“二战”罪行、直面过去的典范。西德总统勃兰特的 “华沙之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活动深入人心。人类历史中黑暗不堪的一页似乎已经翻过，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本书作者在回顾“二战”后几十年间的纳粹审判实录后指出：清算远未彻底进行，众多纳粹暴力“加害者”逃脱了罪责，把目光过度聚焦于“奥斯维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清算本应具有的深度与广度。奥斯维辛是恶的象征，但远不是全部。

提起纳粹迫害，人们往往将其等同于对犹太人的屠杀。然而纳粹迫害的对象远不只是犹太人。早在纳粹政权大肆屠杀犹太人之前，就早已打着“优化社会”的旗号，秘密甚至半公开地迫害、杀害“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其中包括身体/精神残障人士、同性恋者、拒绝与纳粹媾和的政治犯。反人类行径早有端倪，直至在众人的默许下演进为滔天罪行。

从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到柏林人行道上刻有铭文的铜片，纳粹暴行受害者的纪念设施遍布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游客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反思罪行的活动也在此举行。“奥斯维辛”经常被用来指代纳粹大屠杀，但把目光止于一个集中营远远不足以伸张正义。如何全面公正地定义“受害者”与“加害者”，纳粹迫害在几代人、几大洲之间遗留了怎样的长期影响，都值得更深入地思考。

作者: [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国

译者: 陶泽慧

本书考察二战后几十年间的审判与证词、加害者与被害者的言谈，从更广义的角度探讨纳粹清算，力求校准正义的天平；揭示在历史长河中，纳粹暴力的非人道程度远胜于后来人们对它的解释。从早期的排犹政策到“安乐死计划”、犹太隔离区、死亡集中营，再到战后几十年有选择性地认罪，作者消解了官方的神话——所谓的“直面过去”实则是“绝大多数施暴者未被追究责任”。在东德、西德、奥地利等第三帝国继承国，对纳粹的追责力度大相径庭，冷战格局加剧了清算的复杂性。司法审判有选择性地进行，前纳粹分子轻易重返社会。在清算未能彻底进行的背景下，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后代背负纳粹主义的遗产前行，暴行的后果仍在时间中回荡。

以下内容，摘自《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由理想国授权发布。

第五章

人生终点：机械化灭绝（节选）

奥斯维辛综合体

从现实角度来看，奥斯维辛综合体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它交通便利，与风景优美的小城克拉科夫的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几处热门旅游地点相连。它既保留了许多“货真价实”的遗迹，也有许多充满强烈暗示性的废墟。各色场所都对游客开放，不仅有奥斯维辛一号营的砖墙建筑，也包括比克瑙臭名昭著的大门和瞭望塔、各条铁轨、带有莲蓬头的“桑拿”区域、部分营房、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废墟，以及位于树林（犹太人在树林里脱下衣服，抱作一团，等待着死期）中间，令人充满联想的“忧伤之湖”（这里是抛弃骨灰的地方）。

但是即便如此，博物馆的指定参观区域仍然没有将许多场所包括在内。当奥斯维辛一号营和比克瑙挤满了游客时，此前被 I. G. 法尔本集团用于生产战时化学用品（包括齐克隆 B 气体）的大型工业区却位于游客区之外。莫诺维茨的奥斯维辛三号营如今还存有遗址，但是 I. G. 法尔本集团的丁钠橡胶工厂却被重新启用，变成了另外一座工厂，而对于这段历史的关注既不为当前厂址的波兰持有者所欢迎，它对历史的提醒也被后来取代 I. G. 法尔本集团的德国公司所不喜。偏远的劳动营，以及散落在小城奥斯维辛（Oświęcim）里、曾经为集中营工作人员（包括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以及好几个最后沦为战犯的显赫的党卫队军官）所使用的房屋也同样被划出了游人所能涉足的区域。还有许多重要的建筑没有规划进游客的参观线路，比如名唤“加拿大一号楼”的总办事处，这里曾经被用于分拣毒气受害死者的衣物和财物。 现在，这些场所都重新派上了其他用场，搬来了新的住户，它们被重新吸纳进现代的波兰小城奥斯维辛，再也没有标识，没有污渍，显然它没有受到历史鬼魂的过多困扰。

1944 年秋天，囚犯们发动起义，赶在被装备更精良的守卫的火力镇压之前关停了一座焚尸炉。奥斯维辛一直运作到 1945年1月，到了那个时候，所有还能走路的囚犯都被送上了死亡长征，而将死和已死之人则被直接抛弃，暴露在赶来的苏联士兵眼前。他们把在奥斯维辛发现的相机胶卷整理归档，可是即便只是重构这些场景，也足以引发人们的惊诧和恐惧。

无论是在我们如今已知的一切当中，还是在拜访这些纪念设施、聆听幸存者叙事所能学到的知识当中，奥斯维辛都不仅是一个记忆的标志性场所，它还是一个选择性遗忘的标志性场所。 矛盾之处在于，在我们的记忆中，关于奥斯维辛最呼之欲出的影像（例如在1944年夏天，在比克瑙的下车坡道上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挑选的臭名昭著的场景），恰恰是这个屠杀项目的晚期影像。摄影师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早已有超过150万犹太人在其他专门的灭绝中心遇害，而这些死亡营却在我们后期的想象中存在感稀薄。

第十三章

为时已晚，为时太晚（节选）

“补偿”

如果说惩罚有罪之人只是司法这枚硬币的一面的话，那么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和赔偿则是硬币的另一面。当受害者提出补偿的诉求却遭到拒绝时，或者当各个级别的补偿金额都低到侮辱人的程度，而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公务员、法官和医疗专业人士，以及曾经在军队或党卫队中服役，并且在战后继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却能够得到很高的工资并且最终拿到全额养老金时，不公正的感触就会显得呼之欲出……

……由于纳粹主义的“罪行”在法理上被局限为集中营守卫的虐待行为，“行凶者”的定义也受到了相应的限制，故而有资格要求赔偿的潜在受害者总人数也受到了限制。正如汉斯·弗兰肯塔尔所回忆的那样，尽管他的和弟弟恩斯特（Ernst）都曾在 I. G. 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做过奴隶劳工，但是他们总共只“收到了 10,000 马克的赔偿金，补偿企业曾将我们当作奴隶劳工，补偿当局曾将我们遣送，补偿我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里的监禁、失去所有的亲人，以及持续终身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他甚至还得花钱买回他从小居住的家族宅邸，因为它在纳粹治下被强制“雅利安化”了。除此以外，他和弟弟还几乎对“全额养老金不抱希望。我僵硬的膝盖、小腿上深深的疤痕，以及废掉的牙齿都在养老金方面派不上用场”。他的弟弟恩斯特也曾被关押在米特堡—多拉和泰雷津，并因身受虐待，致使肝脏出现永久性损伤，但是他连一分钱抚恤金都没有收到。汉斯怀着恨意写道，给恩斯特做身体检查的医生曾经是纳粹党人。他接着写道 ：“我们碰到的医生，常常要么在 1945 年以前就在执业， 要么曾经是纳粹分子，并且仍旧信奉纳粹意识形态。结果，现在居然由这些人负责评估给我们发放多少残疾抚恤金。”

……东西两德在 1990 年重归统一，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促使双方就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类相关事宜签订任何官方和平条约，故而来自各方的压力也就因此水涨船高。在热衷于审判案件和官司的美国就有许多板块开始对德国施加压力。共产主义垮台之后，延续了几十年的铁幕也宣告瓦解，这就意味着许多在战后返回东欧国家的前强制劳动力的声音也开始被人们听到。 各类投诉信和索赔信如洪水一般涌入德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曾经使用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的德国企业（如西门子、大众汽车等知名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如果它们拒绝承认自己具有污点的过去，如果它们拒绝抽出一部分利润为这些财富所倚仗的人们支付赔偿，那么它们的国际声誉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弗利克·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德意志银行和大众汽车都越发被推向严厉的聚光灯下。

有些公司相对迅速地作出了反应，但它们的措施大多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比方说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或者在编纂公司历史时不再对其纳粹时期虐待劳工的历史闪烁其词。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当时显赫的工业巨头就已经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公司向寻求和平与和解的组织支付了款项。所有这些行为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企业在道德和社会敏感性有所增强（或者这些企业试图表现这一点），故而也给相关公司的国际声誉带来了好处。但是，当轮到这些公司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以及承认相关法律责任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尽管赔偿协议最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得到签订，本身就已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其过程却矛盾地显现出，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与阿登纳最初采纳的模棱两可的政策具有相当可观的延续性。这一回，当局依然只在代表受害者的组织的强大压力下才作出让步。1998 年，美国人对活跃于北美市场的德国公司发起集体诉讼。而在20 世纪 90 年代末愈发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公司在德国国内也越发受到媒体宣传的挞伐 ；由于这些舆论有可能给销售和市场份额带来不利影响，它们也就势必要作出回应。这些公司作出了巨大的调整，这不仅仅是因为来自国际舞台的压力日益增大，也因为德国国内的运动越发声势浩大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压力，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公司的政策调整是否会在目标的达成和实现上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

德国企业的妥协方案将政府也牵涉了进来，它成功地将两大目标合为一体 ：一方面显然是一种在道德上负责任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对德国工业利益始终如一的支持。在 1999 年到 2000年期间， 一家名唤“ 铭 记、 责任和未来 ”（EVZ，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的基金会在德国政府和个体企业的资助下成立了。美国和德国政府通过这一基金会就补偿金达成协议。只有满足了特定的条件，基金会才会诚恳地进行赔付。这些条件包括（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诺贝特·沃尔海姆诉 I. G. 法尔本集团案如出一辙），以后所有的诉讼案件都将搁置，个人诉讼也从此不予立案。除此以外，EVZ 还在自身的融资背景上采取了一种非常狡黠的策略。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确实曾与纳粹勾结的公司，它还呼吁所有德国产业来支持这场以道德责任为根基的事业。超过五分之三的 EVZ 资金来自 12 家成立之初就在列的企业，而在总数多达 6500 家的成员企业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资助的金额低于 1000马克——这实际上是一种表达道义支持的象征性款项。

德国政府和德国产业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联合开发出一套关于责任的说辞。然而，还是没有任何人以公开或个人的方式承认自己身上担负法律的责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政府占据着道德的高地，而犯有重大罪行的行凶者却不用背负任何实际的罪责，就能轻松地隐身在一道徒有其表的责任之幕背后。

直到 2001 年，也就是 EVZ 成立的次年，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才开始收到赔偿金。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散居在近 100 个国家里的 1,655,000 多名前强制劳动力总共收到了约 43.7 亿欧元的赔偿金。不过，并非每一位受纳粹影响的人都得到同等的对待。总数达 296,740 名曾经在集中营、犹太隔离区或类似条件下劳动的幸存者平均收到了 7128 欧元的赔偿金，用来弥补他们遭受的磨难。按照 2007 年的汇率，当时的这笔钱相当于 10,000 美元，或者差不多 5000 英镑。而 561,282 名曾经被强制遣送、关押或者人身遭到监禁的受害者平均收到了 2252 欧元——这笔钱还不到相关公司管理人员两个星期的薪水。约 80,110 名曾经被强制安排在农场、家庭或被占领地（工作环境据说相对没有那么恶劣）劳动的人平均收到了1196 欧元。还有代表另外 644,826 名申请人提出的索赔诉求遭到了断然的拒绝。

最新近的进展情况是，2002 年颁布的《犹太隔离区养老法案》（ZRBG，Ghettorentengesetz）是为了确保曾经在犹太隔离区工作的人能够收到与劳动相关的养老金。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有酬劳的，只是数额非常低，而且虽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关在居住区里，这些向人数已经变得相对稀少的在世幸存者给出象征性的赔偿，这件事情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巩固了德国能够面对过去的道德声誉，但是它并没有以一种相对精准和有的放矢的方式解决罪责的问题。进展当然不可否认，但即便是深度参与赔偿的获取，以及协助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都承认，这一迟来的正义并不全面完整。这一机构的历史顾问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曾说，这是一种“受损的正义”或“有瑕疵的正义”（beschädigte Gerechtigkeit）；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的特别代表、代表强制劳动力和奴隶劳工出面协商的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Stuart Eizenstat）将其称为“不完美的正义”。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理想国